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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秦蜀古道上——汉中文博界宿儒郭荣章访谈
 

行走在秦蜀古道上

——汉中文博界宿儒郭荣章访谈

贾连友


郭荣章先生近影  

  郭荣章先生潜心于汉中地域文化和石刻文化研究近半个世纪,取得了恢弘的成果,甚至在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完整性上超越前人,他把秦蜀古道和石门石刻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

  2018 4 月的一天,我经其女儿郭晓文帮助联系,在位于汉江北岸一处环境优美的小区,拜访了耄耋之年的郭荣章先生。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先生,热情招呼我入座喝茶。他因听力不便,戴着助听器,细心的郭晓文,陪同耳背的父亲在旁边当翻译。因与郭老认识与交往三十余年,先生显得格外亲热与健谈。

  问:郭老,您是几十年研究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的专家,请问,有一首流传久远的民谚:“石门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能打得开,买到汉中府。”您认为石门一带是否藏有金银财宝?

  郭老:(大笑)从历史上的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文人墨客到现在的各地游人,前来石门赏景者有之,寻宝者更不乏其人。他们面对着高山峡谷,仰望半山俯冲的石虎与烟波浩渺中的石门,可能都在想象和猜测“金银万万五”的宝库所在。我作为一介草民,既没有显赫的身份地位,也没有富足的经济基础,更没有探究宝库的冲动,最初对此不甚了了,直到后来有幸认识了张佐周先生,他的一席话令我恍然大悟。

  那是 1987 5 22 日,在陕西省交通史审稿会上,我见到了保护石门的功臣张佐周先生。能参加这个会议,是因为我进入石门栈道研究较早,收集的历史资料较多,曾为《陕西省交通史》提供了八万字的资料。审稿期间,巧遇当年修建宝汉公路的主管工程师张佐周先生。张老得知我来自石门石刻的收藏单位——汉中市博物馆,顿感亲切。天下石门很多处,而位于陕西汉中的褒谷口石门,开凿于东汉永平年间,距今已有1900多年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条人工开凿用于通车的穿山隧道。张老述说了当时为保护石门而迫使公路改道的全过程。张老问我:汉中民谚“石门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能打得开,买到汉中府”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不解其意,张老就说:石门内外的摩崖石刻含义非常深刻,如同天书一般,你是汉中市博物馆馆长,如能解开,定会有光辉的造诣和不朽的贡献。我听后豁然开窍,原来揭开石门之谜,才是张老心目中“购得汉中府”的筹码。


  张老的谈话,坚定了我从事石门石刻研究的方向和信心,也增添了深入研究的新动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根据我的经验,首先要过正字、正义、正形三大关。正字就是要认识这个字;正义就是要理解它的意思;正形就是要知道他的形状,包括它的艺术价值。因为这些石刻成于较早的的历史时期,很多字无法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找到,也没有相应的字典可以解释。我曾请教过省内年长的学界前辈,虽有一定收获,但未能全部了然。单就认字而言,聆教这一方式,毕竟是十分有限的。最初,我有些灰心,后来在查阅多种石刻录文时,逐渐发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以石门汉隶为例,其中的某些冷僻字,在其他汉刻中亦有存在,通过互相对照,揣其形意,竟可猛然得识。一旦有了正确的判断,字的刻痕和泐(lè)痕便自然分清了。认字问题得一解决,释文和断句就比较容易了,慢慢地我就能全文读懂《石门颂》《石门铭》等汉魏刻石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我先后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刊行于世。张老就像芝麻开门的引路者,促使我打开了石门这个神秘宝库。与张佐周先生相见一事,我记录于 2018 2 月出版的《中国早期秦蜀古道考述》一书。

  问:您所编著的《汉魏石门十三品》和《石门石刻大全》各有什么特点?

  郭老:石门十三品是从石门石刻群体中精选出来的。石门石刻群体在汉中,我的《石门石刻大全》收录了177品,不是最全的,历代损失、或无处找寻的没有收录。但相对于石门十三品而言,数量确实大得多。我当时定名为《石门石刻大全》,没有夸饰的意味,因为我之前写过很多有关石门研究方面的文章,这次取名也听取了出版社的意见,一是区别于我之前的著述和历史上的此类专著,二是从历史上看留存下来的专著所涉数量最多也不过 40 多品,177 品是目前最多的。


  考察研究石门石刻需要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铺垫,一是前人写的,凡是涉及石门石刻的资料,我都逐一收录;二是前人没有录上的,我作为汉中人,又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别人力所不及或不敢去的地方,我都要探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实地查勘,所以我写的《石门石刻大全》单论数量应该比前人翻了几倍。有了《石门石刻大全》,再看石门十三品就不一样了。

  石门十三品具有几个优点:一是时代早,最早成于东汉永平六年到九年(66—69)的《大开通》,是地道的汉刻。现在都在讲汉文化,汉人留下的真迹,才是纯正的汉代本体文化。除此之外,《石门颂》《杨淮表》《李君表》三刻也是有明确纪年的汉刻。其他的四种汉刻衮雪石虎玉盆石门,汉中人认定他们为汉刻,皆缘于它们与汉代的一些历史人物或事件相关,带有传说意味,严格来讲,因为没有纪年,允许学界有其他不同意见。我们应该尊重历史规律和学术规律,不能牵强附会,不能勉强拔高。有明确纪年的四品汉刻已经非常珍贵和难得了。

  问:汉中在做大汉文化,请您例举谈谈代表性的汉代石门石刻研究价值。

  郭老:《大开通》记载了东汉永平年间修治褒斜道的历史过程,其细节之翔实、准确,就连相关史籍也无可企及。为什么以一个史料价值见长的石刻,现实中却以其书法价值闻名中外呢?这是因为《大开通》的书者虽没有留名,但其书写的整体效果,包括笔法、结体、章法,在书坛独树一帜。历代书法作品,何止千千万万,惟有自家独特面目者,才能流传于世。《大开通》正是以这一优势,而被书坛推重,加之其所记史实的权威性,可称是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兼优的历史珍品。但在书法经典中并无《大开通》,这是评定经典的巨擘所公断的,应予遵重。孙过庭《书言普》有云:“偏工易就,尽善难求”。《大开通》或在“尽善”方面有所欠缺,故未能入 经 典 之 列 。 这 仅 是 我 个 人的揣测,不敢自以为是。

  《石门颂》记载了开凿石门的重大事件,兼述汉代的四条栈道,历史价值很突出,文学性非常好,是颂体的典范,是历史、艺术完美化的石刻。颂、赋都是汉代文体,有人说《石门颂》有“赋” 味,我也基本认同。《石门颂》作为摩崖体系的汉代刻石,其笔划、结体、章法,既不失为八分汉隶的风范,又能自成一格。书法贵在创新。既合于规矩,又有新意,才是好的书法。《石门颂》正是以此而引人入胜。尽管在世代沿革中,许多书法作品被无情淘汰,而《石门颂》却历久弥新。清人王昶称其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摩崖》隶字疏密不齐者,各具深趣,推为东汉人杰作”。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可知在为数众多的八分汉隶刻石中《, 石门颂》的出类拔萃。

  《石门铭》是北魏时期的碑刻,历史艺术完美结合的杰作,被推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品。书者王远,前人说他“向无书名”,但《石门铭》的书写中,充分显示其深厚的功力。《石门铭》与《瘗(yi 埋葬 编者注)鹤铭》是姊妹篇,《瘗鹤铭》在江苏镇江,也很好,但《瘗鹤铭》不是经典,而《石门铭》是经典。

  全国28品书法经典中,《石门颂》《石门铭》皆被纳入其中,其价值可见一斑。

  《杨淮表》《李君表》也是正宗的汉隶,或多或少都有《石门颂》的遗韵。 

  石门十三品中,有曹魏刻石一品,即《李 苞 通 阁 道 题 名》,记 景 元 四 年(263)通阁道之事,书法朴茂。可惜断去一节,仅剩上半节,其原址在石门东壁外侧高处的崖壁间。晋泰始六年(270),潘宗伯等,奉命修治桥阁,就地勒石记其事。当时,晋人见《李苞通阁道题名》已有断裂之势,乃将其全文复刻于晋人题刻之下方。南宋庆元时,南郑县令晏袤见此,并未察知内情,便为之撰写释文,且就地勒之于石。在他的释文中,误将之后的缺字断为字,之前又擅加一字。为自圆其说,竟随意征引。晏袤的释文虽然有误,但作为县令,他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和重视,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后世借鉴的。晏袤还为《大开通》写释文,为山河堰落成写题记,从而构成“十三品” 中的三方南宋刻石,皆书文并茂。

  问:《三国演义》中的魏王曹操是文韬武略的一代枭雄。相传石门十三品中的“衮雪”二字是曹操亲手所书,在学界有人提出质疑,您怎样看待这个珍贵的历史遗存?

  郭老:如果说“衮雪”不是曹操手书,那么能否列举其他地方的曹操手迹可资对照。事实是迄今没有这样的发现。这就只能从曹操在汉中的史迹中寻找其蛛丝马迹。

  曹操两次来汉中,有到褒谷口题字的可能性。特别是建安24年(219年),曹操闻知夏侯渊被刘备部将黄忠斩于定军山,亲率大军自褒斜道进临汉中。曹军供给困难,力求速战速决。刘备却敛兵依险,以逸待劳;而且遣赵云率精兵窃取了曹军粮草。曹操在进取无望、军士几乎断炊的景况下,不得不作退军打算,而这时沿沔、略一线的故道,已被刘备占领,褒斜道是唯一的退路。曹操的大本营就在褒谷口附近,他看到石门附近的褒水之中,因石多浪激而翻滚如雪,正与他当时的心情合拍,遂即兴书写衮雪二字以状景抒怀。现被陈列于汉中博物馆的衮雪刻石,即为当时故物。以曹操的文才,本可有更多咏赞褒谷的诗文或题刻传世,唯因情急事紧,已无心致力于此。就在他准备退军而犹豫未决之际,护军请示夜巡口令,当时,他正在进餐,见碗中之鸡肋,遂脱口而出曰“鸡肋”。

  曹操帐下主簿杨修其人,很有学问,史称其“总知内外,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争与交好。”正因为这样,他深为曹操所忌。曹操出令“鸡肋”,杨修深解其意,遂告知左右人员,赶快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军士们相互传告,纷纷效仿。军中大有归心似箭之势。有人将此情禀报曹操,曹操十分恼怒,以扰乱军心为由,杀了杨修。

  曹操在褒谷口的失败是他人生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失败。我曾设想,以老黄忠斩夏侯渊为主题的《定军山》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1989 年上海京剧团排演的《曹操与杨修》,参加了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展演,把汉中褒谷口发生的三国故事搬上了全国舞台。汉中现在可以与上海合作,戏名可改为《褒谷口》继续巡演。曹操的名人效应可以扩大汉中在全国的知名度。

  问: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沿线城市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请您谈谈汉中栈道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郭老: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述汉中栈道和丝绸之路的关系,在四川雅安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过,后由文物出版社集结出版。该文提到西南丝路从长安到印度,汉中是必经之地,汉中南北的七条栈道就是证据。四川雅安的《何君阁道碑》比汉中《大开通》早九年,而两者的内容、书法艺术、表现形式等,皆有相似之情。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没有道路的联系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由金牛道至成都,就连接上旄牛道,再向西南就可到缅甸、印度。从石门石刻映射到西南丝路,汉中人知晓得还不普遍。这些研究成果,还要进一步广泛宣传。

  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石门石刻?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您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郭老:文革时期,汉中成立了三馆四团200多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我作为宣传站革委会领导成员之一,因耳朵听力不太好,申请调离。1975年,宣传站解体,被安排到汉中市博物馆任馆长,按照上级领导安排,先到农村驻队1年。1976四人帮垮台以后,开始搞正业。1978523日,博物馆开辟了革命文物、出土文物、石门石刻三个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当时,观众大量涌入,兴致很高,尤对石门石刻最为钟情。大家在参观过程中,频繁发问;其中有某些政要、学者,所提问题比较深刻,难以应对。每临这一窘境,我无地自容,惶惶不可终日。迫于压力,我决意探索个中之奥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先从过文字关入手,对一些冷僻字和过于漫漶(huàn)之字,力求明辨其笔画,读其音,识其义;再到通解全文,知其要旨、背景。在此基础上,鉴别其书体和书写艺术。

  这个过程没有尽头,后得张佐周先生指点,至今仍在进行中,只是深度不同而已。

  要说研究收获,不能说一点没有,但也只不过搞了一点基础工作。一是标明石刻文字的标点符号,便于句读。二是将有关的材料汇集起来,尽力去伪存真、识其良莠。三是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通过披览史籍、现场调查,阐明真相。譬如人称“故道就是陈仓道”之说,我认为不妥。我觉得这两条道起止地点相同,但沿途经地不同,肇始之因各异。再如《石门铭》讲“开创旧道”,这个“旧”字作何解释?有人以为“旧”者即指褒谷口到眉县之道。我以为这个“旧道”,既包括褒谷口到姜窝子这段道路,还包括姜窝子到留坝再到凤县车之道。凡此,皆有相应论文面世。

  问:在研究秦蜀古道这个特殊的领域,您遇到过哪些具体的困难?

  郭老:有过不少困难。一是精力不足,时间欠缺。老伴是我最贴心的帮手,有时候,半夜想到破解难题的几句话,就让老伴帮着记下来,次日撰文,既顺畅,又省时。小女儿晓文也是我的好帮手。《中国早期秦蜀古道考述》一书中每一个注释的出处都是她帮着做的。在我外出考察中,她也助力良多。二是经费困难。撰写《石门石刻大全》时,三秦出版社给我20000元,既是稿酬,也是编写费用。我和老伴租三轮车到褒谷沿线考察,上坡时一起推车。这种车按天包用,行止方便,要价较低。每到一地,为寻找散佚石刻,还得请当地人带路或挖掘土石,皆需付酬。以俟完稿,共花费25000元。三是资料严重不足。我出差到西安,常到省图书馆看书,自带干粮,在该馆历史文献部一呆就是一整天,或连续数日。

  上述困难,凡是赤心搞研究者,皆难以避免。再难也能挺过去,贵在能求得公众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难免令人寒心。君不见有心胸狭窄者,自已不求进取,却对力求有所为者吹冷风,说风凉话,找岔子。好在,党政领导和多数公众是主持正义的,正气足以趋邪,这就为埋头攻坚者增添了动力。


  问:您是在1994年从汉中市博物馆馆长的岗位上退休的,本应含饴弄孙、养花种草、颐养天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坚持秦蜀古道研究,推出了如此丰厚的重要成果?

  郭老: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着力于秦蜀古道研究,曾有多篇短文刊行于世。退休后,原打算将这一课题一气呵成。因年老体弱,常有力不从心之叹。家人、好友亦曾苦苦相劝,要我节劳保重。我何尝不自惜?然一转念,又继续勉力以为。窃以为,若就此止步,则以往多年之投入,将付之东流。再者,我是高龄之人,来日无多,能将自已在秦蜀古道研究的点滴所得奉献于世,也是我最终的慰藉。况且,今逢盛世,我虽离岗,但衣食住行皆有切实保障。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既是为人之本分,也使老年生活为之充实。前不久,汉中市委、市政府授予我终身文学艺术成就奖,对我是肯定,更是激励。

  问:您对今后的石门及其摩崖石刻保护、研究、利用有什么建议?

  郭老:我曾在一个学术会上讲过:石门十三品的陈列展出,已持续五十年。见于拙著《石门石刻大全》的177品也应展示出来,我或可为此尽绵薄之力。此为其一。石门石刻研究已经进入深水区,我们应推出引人注目的新成果。我虽然年岁大了,但还能为年轻人提供些许帮助。此为其二。时下学风浮躁,为追求功利,弄虚作假者有之,牵强附会者亦不乏其人。写文章务必持之有据、理性阐述。在有生之日,我愿偕同学界同道,为端正学风而效力。此为其三。

  问:得知您在耄耋之年加入了中国书协,书法界成为美谈,您是怎样的心情看待这样一件大家都关注的事情?请介绍一下您在书法方面的研究成果。

  郭老:多年来,我是侧重于书法研究的,对书法实践投入较少,因此,从未有加入中国书协的奢望。1998年,中国书协举办全国隶书研讨会,我写了一篇论文。标题是《陕南汉中与陇南成县的汉魏至北朝摩崖石刻》,被评为三等奖。当时主办方向我发来邀请信函,一是赴会领奖,二是申请参加中国书协。我因耳聋,既未到会,也未递交申请。奖金由会方邮寄给我,参会文章载于论文集,后被《中国书法报》转载。2015年,承蒙汉中市书协负责人眷顾,派人送来入会登记表,当时,我以年纪大为由婉言谢绝。对方一再表明盛意,只得遵办。填表及一应资料、都是市书协帮着办的,2016年度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为会员。说实话,我仅对书法理论有所涉猎,写字的功力还不行。加入中国书协,是对我极大的鞭策。我认为,从甲骨文到楷书,书法是中国的文明标志。但我不赞成把书法说得太大,一个国家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现代化的程度,如机械化、电气化、智能化、信息化等。书法只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之一。我获奖的那篇文章,对石门石刻的书法略作论述,比之诸多高论,尚有逊色。其实,许多大学问家都对石门石刻非常推崇,于右任先生曾有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的诗句。多年前,我在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中国书法理论研讨会时,遇到启功先生。他跟我握手时,问我是哪里的,是搞什么研究的?我说我是汉中的,是搞石门研究的,他随即回答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研究。言谈非常和蔼、谦虚。他那种行为世范、学为人师的风貌感人至深。

  问:在您这样的高龄,最喜欢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郭老:(朗朗大笑)我在家里有个专门的外号,叫“蛮疙瘩”(汉中方言,干粗笨活的人)。因老伴身体欠佳,我一般早上起床之后,先做家务,然后买菜、做饭。如果老伴精力尚好,能够分担部分家务,我就搞点本业。回想“文革”武斗期间,我们一家人在农村避难,住在一农户家中,户主抱出一节未去皮的柳树墩,让我帮着做一个案板,为感谢这家的收留,我只得遵办。我先改板子,然后将案板做成了;还帮人做过桌子、凳子等,村里人以为我是木匠。我也喜欢做木工活。前不久,见住房的鞋柜空间太大,我就加了一隔层,可以多放物品。

  如今,我年高耳聋,连买东西都很困难。我唯一能做的还是写一点小文章。在这方面的成果,关键在于老伴的支持。我认为,人生的乐趣就是有事可干。

  问:最后,请您谈谈石门及秦蜀古道研究与汉中在发展战略上确立的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文化旅游强市、陕西最美城市的关系?

  郭老:起于东汉讫于明清的石门摩崖刻石以及纵贯秦巴的秦蜀古道,是汉中古代交通文化的生动教科书,全面立体地展现了汉中先民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奋进精神。

  位于中国地理版图中心的陕西汉中,迎来了西汉高速、十天高速、巴宝高速以及西成高铁的陆续畅通,正好契合了汉中自古以来不断架设栈道的顽强开拓精神。汉中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文化旅游强市、陕西最美城市的战略思想,将古今汉中的地域文化、交通文化有机结合,非常符合汉中发展的实际,也是汉中古代文化的良性延续,期待在新的历史时期,石门宝藏能被更多的人认知,为汉中带来更多财富!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每一微小的进步,都离不开创新。试想1900年前开凿石门之举,就是最惊人的创新。这种创新精神是永远值得发扬的。

  笔者:谢谢郭老接受采访!我会用您的讲述,真实地反映您严谨的治学、无私的奉献、丰硕的成果。

  郭老:(笑着叮嘱)一定不要在文章中有太多过誉之词,我就是一个地道的草根老头儿!

 

(转自《汉中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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