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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褒斜道石门十三品摩崖(下)

汉中博物馆石门十三品展厅内景

 

   石门十三品中的隶体擘窠书

 史忠平

 

 

《石门十三品》是陕西汉中褒谷石门摩崖中以汉魏为主体、艺术价值很高的十三种石刻。其中《石门》《石虎》《玉盆》《衮雪》四品,是汉魏时期不可多得的大字隶书,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除郭荣章先生对此有过单篇论述外,其余论著多一笔带过,未曾细究。

分析已有成果可知,此四品之所以被冷落,主要有几点原因:一是字数太少;二是其作者多为传说;三是内容为风景描写而非历史事件。然而,这几点恰恰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尤其是作为少数大字汉隶在书法史上的意义,以及作为景观刻石在书法文化与地理学中的意义都须引起重视。

 

 

褒谷摩崖与汉台文物

 

 

石门南崖褒水沿岸区(2号:汉隶玉盆3号:汉隶石虎4号:汉隶衮雪18号:清摹刻石门二字碑)

 

作为镌刻在褒谷摩崖上的大字石刻,石门四品原初存在位置以及尺寸分别是:

1.《石门》摩崖,原刻在石门北口西壁。高82厘米,宽50厘米。二字竖行排列,字间距16厘米,字径约35厘米。字迹笔画清晰完整,上无年月与书写者姓名。


石门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石门摩崖拓片,汉中博物馆提供

 

2.《石虎》摩崖,刻于褒谷南口石虎峰下的山崖间。高100厘米,宽50厘米。二字竖行排列,字径30厘米,隶书。石虎右下侧有小字落款郑子真书

 

 

石虎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石虎摩崖拓片,汉中博物馆提供

 

3.《玉盆》摩崖。刻在石门南面三华里褒水河中一块洁如玉、形似盆的巨石上。高约61厘米,宽103厘米。隶书,横向排列,字径3035厘米。原刻因风浪冲蚀已经漶漫不清。玉盆大字左上侧有南宋刻玉盆二小字,隶书,竖行排列,字径1823厘米,正下方刻南宋游人题名一则,内容为闾丘资深、田德夫、章德楙,庆元二年(1196)二月壬申,因视堰来。高四尺八寸,广二尺四寸,三行,行七、八字不等,隶书。在此玉盆二小字左上侧复有南宋刻玉盆二小字,竖行排列,正下方亦刻南宋游人题名一则,内容为曹济之、庞公巽、曹章、李禀,绍定乙丑清明日识”,三行,行八字,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以楷为主。

 

 

玉盆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玉盆摩崖拓片,汉中博物馆提供

 

4.《衮雪》摩崖。原刻在石门隧道以南幽谷激流中的巨石上。高67厘米,宽148厘米,字径3546厘米。衮雪二字左侧刻有隶书魏王二小字。

 

衮雪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衮雪摩崖拓片,汉中博物馆提供

 

20世纪70年代,因修石门水库,此四石被迁至汉中市博物馆,由原初的褒谷摩崖变为陈列于汉台的文物。


民间传说与书者考述

 

在石门四品中,《石门》上既无年月,也无书写者姓名。《陕西金石志》说其书刻时间“相传在永平四年凿通石门时也”。但据郭荣章考证,石门二字的书写应晚于永平四年(61)。

根据落款,《石虎》的作者是“郑子真”。郑子真,名朴,字子真,据后汉赵歧《三辅决录》载,其人“修道静默,世服其清高,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之,遂不屈”。《陕西金石志》亦说他“隐于谷口,王凤尝三聘不至”。此等不为名利所趋的气节,引来后人的赞颂。明人崔应科就曾作诗云:“游观褒谷寻贤豪,郑子当年在此韬,王凤权奸难幣聘。江龙濑石比醇醪,功名富贵弗庸数,道德清贞谁可挠?试想古今穷达客,将台岂似钓台高”?

关于郑子真隐于褒谷之事,史书记载颇多,另有存今的“汉隐士郑子真先生故里”石刻,以及作为褒谷二十四景之一的“隐士钓台”佐证,加之“郑子真书”的落款,使得《石虎》出于郑子真之说流传已久。但正如清人罗秀书在其《褒谷古迹辑略》中所说:“石虎虽有西汉郑子真名,然笔力远逊汉人”,即疑此石落款为后人所附会。考书史,汉人隶书多不落款,由此,《石虎》落款应是后人根据传说所刻,其中之因主要是出于对郑子真人格的仰慕。

《玉盆》相传为张良所书。因为《褒谷古迹辑略》中说:“‘玉盆’二字笔力殊是东汉体,惜无名姓,然旁有石孔四,昔覆亭于上,必非常人也。余始至褒闻老生云‘玉盆’旧有留侯书,今无矣”。“留侯”即张良,史载张良于公元前206年曾给刘邦献策火烧栈道以防诸侯盗兵袭之。刘邦采纳此计并命张良在归途中烧尽所过栈道。也就说,张良焚烧栈道时必经玉盆之地,但毕竟为大多文献所不载,仅凭民间传说并不能确定其作者。但据书体的风貌,应为东汉人手迹。

最早述及《衮雪》出于曹操之手的文献是《褒谷古迹辑略》,其文曰:“‘衮雪’隶书二字横刻于河中巨石之上,此处石多浪激如滚雪。然有‘魏王’二小字。‘衮雪’有三处,二刻石崖间,宋白巨济与国朝(指清朝)张令书。唯浪中石尖所刻似魏王手笔”。《陕西金石志》卷五记“《衮雪》,按字各方二尺,隶书,横列,下署‘魏王’,在深涧之中,急湍乱石,濆沫若雪,故名‘滚雪滩’。考建安中,魏武两至褒中,当系尔时所书”。

正因《衮雪》有“魏王”落款,加之曹操于建安二十年(215)和建安二十四年(219)曾两度到过汉中,所以,衮雪出于曹操之手似乎成为定论。郭荣章《衮雪摩崖与魏武精神》一文曾根据罗秀书所言进行分析,认为石门三块衮雪摩崖中,白巨济与张令所书都是对魏王所书的模仿,另考曹操二进汉中,还有其性格等因素,认为衮雪二字还是体现了曹操的精神。紧随郭先生言论者有刘洁、曹忠德、日本学者贯井正等。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王彬从曹操善草不善隶的书史记载,以及与石门其他摩崖的对比等方面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衮雪”不是曹操所书,其书写者应是《山河堰落成记》的书写者。

考书史,晋张华《博物志》说汉代崔瑗、张芝、张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唐张怀瓘《书断》也说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可见,曹操的确擅长草书。但唐代还有人说“曹操书,金花钿落,遍地玲陇,荆玉分辉,瑶严璀璨”。这显然又是其另一种风格。卫恒《四体书势》说汉灵帝时,能书之人甚多,但师宜官为最,其主要特点是善于写“一字径丈”的大字。梁鹄曾留心收集师宜官的字迹来学习。后来,曹操将梁鹄手迹悬在帐中观赏。还说梁鹄也善写大字,当时宫殿题署多是鹄书。这里说明了曹操学梁鹄,梁鹄学师宜官,而梁、师皆以大字隶书见长的情况。由此可见,曹操理应擅长大字隶书。南朝庾肩吾《书品》说“魏帝笔墨雄赡”,这与“衮雪”的气息甚合。由是推之,大字隶书“衮雪”出于曹操之手尽在情理之中。

总之,对于四品的作者,由于资料缺乏,论者多以传说沿袭。但大字隶书的气象的确反映了汉魏精神。


擘窠隶书与汉魏精神

 

如前所述,擘窠大字在汉代已经为人所褒,但无论善题壁的师宜官还是善题匾的梁鹄,都没有为后世留下大字遗迹。因此,“石门”“石虎”“玉盆”“衮雪”八字就成为见证汉魏隶体擘窠书的珍贵资料。

由书史记述可知,大字书写主要有五个特点:其一是书写的载体多为垂直的立面。这种情况下的书写,身体与壁面平行,姿势变化幅度大,难度远超过正常体位的书写。《书法录》中曾记载,三国时魏明帝曹睿建成凌云台,决定由当时的大字名家韦诞题写匾额。由于工人的疏忽,未题署而先订榜。只好让韦诞站进一个筐里,用辘轳把他拉上去,在空中书写。匾额离地有二十五丈高,韦诞非常害怕,后来他告诫子孙再也不准练习擘窠大字。这形象地说明了汉魏时期悬空题匾的情形。这正如朱履贞所说“悬臂作书,实古人不易之常法”。石门摩崖以自然崖壁为载体,像“玉盆”“衮雪”又在水中,书写环境甚危,无异于韦诞的空中书写。

其二是书写的字数较少。汉魏时期,纸张的应用还未普及,且规格较小,当时民间流行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简、木牍。出于实用与节省材料的目的,当时的汉字书写大都比较小,以便有限的材料上写更多的字。但在建筑的匾额、墙面、巨石和自然崖体上书写者,多以字大、字少为特点,此非以实用为目的之故。石门四方大字摩崖便是少数大字隶书的典型代表。

其三是可以当众表演。师宜官书壁就属表演行为,因为,他要靠观众来筹酒钱。而且,他的壁书当为大字,因为,其书写过程应该让观者清晰可见并能在短时间完成。以大字题壁表演在魏晋时也非常兴盛,如王献之“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相传曹操在见褒河水浪花飞溅,如雪翻滚,遂大书“衮雪”二字时,身边随从的文武官员也是齐声喝彩,当有人问到“衮”字为何不写三点水时,曹操得意地说:“衮在水边,何以缺水?”可见,曹操在书写《衮雪》时,无疑是具有表演性质的。

其四是特殊的执笔方法。唐代韩方明《授笔要法》中说:“撮管:谓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书或书图幛用之。握管:谓捻拳握管于掌中,悬腕以肘助力书之”。米芾《书史》录张伯高帖语说“往往兴来,五指包管”,为题署及颠草而言。清代朱履贞《书学捷要》称,“书有擘窠书者,大书也。特未详擘窠之义,意者,擘,巨擘也,窠,穴也,即大指中之窠穴也,把握大笔在大指中之窠,即虎口中也。小字、中字用拨镫,大笔大书用擘窠。”这些都是说,在垂直壁面上书写大字时,多需握管并用力而为之。石门四品平均字径都在30厘米以上,并在崖体、巨石上书写,非大笔与特殊执笔不能为。

其五是有一定的书写技巧。擘窠书表现要有强烈的体积感,字要能团的住,点画贵厚重,空间宜密不宜疏,要逞径丈之势。《石门》《石虎》笔笔紧扣,如榫卯焊接,笔画饱满,空间紧密。《玉盆》《衮雪》点画雄浑,有很强的塑造感和视觉冲击力。



作为擘窠大字,石门四品内含上述五个特点。正因如此,其从视觉样式上所呈现出的审美感受也特色独具。

从艺术风格看,“石虎”二字紧结端庄,用笔厚实遒劲,粗细变化较少,结体为隶,笔画似篆,庄重严肃,颇有装饰性。其中“石”字左波挑,“虎”下面三竖,都在开张中孕育着内敛,在朴拙中透露出倔强。《陕西金石志》称“石门”二字“浑朴沉雄”,其中“石”字,有两个特点,一是起笔横画较短,没有超过下半部分“口”的一半,二是撇画内收,没有向左方开张处理,这两点在汉代隶书中“石”的写法中比较少见。此二字书写性极强,大幅的提按尽显隶字之姿。撇在收笔时留下的飞白痕迹,反映出枯笔出锋的书写状态。《玉盆》原刻虽磨损严重,但从刻痕中仍可见苍劲古横之气象,就清晰可见的宋刻“玉盆”而论,亦线条匀称柔韧,左舒右展,松弛自然,颇得汉隶精髓。“衮雪”二字,笔触圆润流畅,刚柔并济,“衮”字点画灵动,一派活态;“雪”字平和内秀、静穆庄严,一动一静,浑然而处。曹操的传世书迹,据宋郑樵《金石略》载有篆书《大飨碑》,明人杨慎《丹铅总录》说“操书传世绝少,唯《贺捷表》元时尚有本”。清人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七记载曹操曾在武昌黄鹤楼侧用正书题“涌月台”三字,并评价说“凛凛有生气,可想其运腕时无限锋芒也”。但这些只是记载,没有遗迹。所以,“衮雪”也算唯一可依的曹操书迹了。罗秀书在《褒谷古迹辑略》中叹道:“昔人比魏武为狮子,言其性好动也。今见其书如此,如见其人矣!”后人又有诗赞“衮雪”曰:“滚滚飞涛雪作窝,势如天上泻银河。浪花并作笔花舞,魏武精神万顷波”。

总之,《石门》《衮雪》等汉隶大字,各具雄强之势。作为汉隶,它就像汉代石刻与造像一样,彰显着汉魏沉雄宏大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气象。

 

 

郑、曹落款与“玉盆”题名

 

石门四品中,《石虎》与《衮雪》有作者“署名”,前文已经说明均为后人补刻,其艺术水准均不能与大字相比。

 

 

汉中石门内壁摩崖一隅

 

镌于石门内壁的摩崖石刻,除归于“十三品”者外,还有宋代十七种,加上《李文炳等题名》,名曰“石门题名十八段”。其内容多属游记,但也涉及有关褒斜栈道和古山河堰的史实。与此相对,“玉盆题名十二段”则指镌于玉盆景区的十二段题名石刻。这些题名原刻已毁或淹没水库中,但有幸的是《金石萃编》等文献为我们辑录了这些题名的尺寸、行数、字体及文字。如果说“石门题名十八段”针对整个石门内外摩崖而不仅指《石门》二字的话,“玉盆题名十二段”则主要针对玉盆景区而言,更重要的是,在目前所见的《玉盆》摩崖拓片中,仍有两则题名保留其中,这对我们研究玉盆题名书法大有裨益。

“玉盆题名十二段”翔实记录在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三中,郭荣章曾有《“玉盆”摩崖及其题刻浅识》一文详细摘录并考释,此不赘述。本文据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所载进行整理,孙氏碑录卷八说“玉盆在褒城县北八里水中,乃石生成,不费斧凿,光洁如玉,内有‘玉盆’二大字,仍镌唐诗曰:‘石硁盆琢玉,川激水拖蓝’”。

碑录中记北宋玉盆题名三段,分别是:1.张元翊等题名,正书,崇宁元年。2.李鳌等题名,正书,无年月。3.瑞同题句,正书,无年月。

卷九录南宋玉盆题名十段,分别是:1.彦等题名,正书,建炎三年三月。2.晏德广等题名,八分书,淳熙十一年。3.石邵等题名,八分书,淳熙十二年三月。4.闾丘资深等题名,八分书,庆元二年二月,上有玉盆二大字,亦八分书。5.牟节甫等题名,正书,开禧二年正月。6.熊题名,八分书,嘉定元年五月。7.安丙等题名,正书,嘉定二年闰月。8.何武仲等题名,正书,嘉定四年八月。9.能题名,八分书,嘉定十七年,下半为李一鳌磨去刻石盆如有意,要洗贪者亷十字。10.曹济之等题名,八分书,绍定二年三月。

在诸多“玉盆”题名中,闾丘资深等南宋庆元题名与曹济之等南宋绍定题名非常重要。因为汉代“玉盆”大字原横刻于河中巨石的下方,久经风浪冲蚀,字迹逐渐漶漫。南宋时,闾丘资深等人见此,恐其泯灭,遂在原石上方仿其笔意另竖刻小隶书“玉盆”二字,字径1823厘米。绍定二年(1229)三月,曹济之等人又在小玉盆左侧竖刻更小的玉盆二字。如今,虽然三个玉盆都得到了保护,但清晰可见者,仍是两个小玉盆。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说书者未详年月、姓名,石上题字几满,有晏袤字一段,又有小隶书玉盆二字,又有题名二段。此二段题名应该就是闾丘资深、曹济之等人的题名。

第一段题名内容是“闾丘资深、田德夫、章德楙,庆元二年(1196)二月壬申,因视堰来。《金石萃编》载其高四尺八寸,广二尺四寸。三行,行七、八字不等,隶书。《寰宇访碑录》载闾丘资深等题名,八分书,庆元二年二月,上有玉盆二大字,亦八分书。二者记述一致,从现存遗迹及拓片来看,玉盆二字舒展饱满,写法与原刻相似,其下题名结构严谨,用笔从容自如,是比较纯正的汉隶。可见,书者虽为宋人,但确在尽力追求汉代石刻的沉雄气象。

第二段题名内容是“曹济之、庞公巽、曹章、李禀,绍定乙丑清明日识”。《金石萃编》载其“三行,行八字,正书”。《寰宇访碑录》载“曹济之等题名,八分书,绍定二年三月”。对曹济之等题名的字体,记述不一。观其原刻及拓片,该题名确实介于隶楷之间,如上面“玉盆”二字、题名中“之”“定”等字为隶书,其余字则以楷为主。整体上,这段题名书法水平不及第一段。

石门刻石肇于汉魏,盛于南宋。可以说,宋时士大夫入蜀者,莫不濡毫于褒谷。本节主要论述了《玉盆》题名内容及其所呈现的书法水准,以此推想已经漶漫不清的汉代《玉盆》原刻。

汉代“玉盆”的消亡与宋代“玉盆”的出现,不仅是一种书法的传承,也是一种景观的传承和再造,更是一种景观书法文化的传承。

 

观景书法与书法景观

 

在石门十三品中,《石门》《石虎》《玉盆》《衮雪》可谓典型的观景书法。因为其内容既非记事,也非颂功,而是描写褒谷风景的状物抒怀之作。如石门是古代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隧道,这种奇迹般的工程无疑会引起人们的诸多感怀,“石门”二字就是为这一奇观而书,字间寄托着书写者的崇敬与豪情。石门对面,有一座石虎峰,二者隔褒河相望,素有“石门对石虎”之句。而“石虎”二字正是郑子真有感于石虎峰的如虎之状而写的。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山河水即褒水,出太白山,有白玉盆在水中,大石光白,其中可实五斗”。明张良知《汉中府志》云:“玉盆在褒水中,乃石生成,不费斧凿,光洁如玉”。清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也说“此石中凹似盆,色白如玉”。一块巨石,因其形如巨盆,色泽如玉,堪称自然之奇观。所以,汉时有人见此,便书“玉盆”二字以喻之。相传建安年间,曹操曾两次来到汉中,在褒河边见石多浪激,如飞雪翻滚,遂书“衮雪”二字以抒怀。可见,石门四品皆缘于作者观景之后的情感表达。它们在褒谷之内集体展现并形成了具有特殊外部视觉特征和特殊地方感的场所环境,从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书法景观。

 

书法景观是“文化地理学”中“书法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捷、吴慧平等人在此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这些成果并未引起书法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不过,当我们讨论石门摩崖时,这一问题似乎无法回避。因为,书法地理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将书法作为一种人文景观来看待。而书法作为人文景观,又是汉字书写、人文内容与自然景观三方合成的结果。《石门》等大字隶书,正是书写者有感于自然景观而为之题名,并将具有文化内涵的题名通过凿刻置入自然景观,由此形成新的书法人文景观。

 

 

汉中石门汉隶“石虎”摩崖外景

 

其主要特征是:

一、字径巨大,展示位置非常醒目,具有明显的外在性和直观性,远望则气势恢宏,表现出自由博大、拙朴率真的山野之趣。

二、书法内容及形式,通常与当地人文社会及自然景观元素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

三、书写者的传说、轶闻、故事成为构成书法景观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有关郑子真、张良、曹操的传说与故事,不仅让石门大字摩崖染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让观者在欣赏书法的同时,感受书写者的个性与气质,进而体会到书法景观中的人文内涵。

 四、子景观的衍生。石门大字摩崖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互感互动的人地关系,是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叠加书法家创造而形成的人文景观。一旦这些景观得以形成,则后来者又会因此创造新的景观。譬如,在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的记述中,“玉盆”“衮雪”旁的石上都存有四孔,言昔日曾有亭覆于其上,这应该是由《玉盆》《衮雪》这两道书法景观衍生而来的建筑景观。而前文所述“玉盆题名十二段”则是后世游客围绕玉盆而创作的新的书法景观,以致到清代时,“浮浪玉盆”成为褒谷二十四景之一。不管是覆于其上的小亭,还是题于周围的游记,都可以说是“玉盆”这一书法景观所衍生的子景观。

 

 

 

汉中石门古褒斜栈道外景

 

石门石刻是以古褒斜栈道和古石门隧道及其沿途风物为依托的自成体系的摩崖石刻群,石门十三品是这一石刻群中的上乘之作,而《石门》《石虎》《玉盆》《衮雪》则是十三品中风格独具的四品。从内容上讲,它们都是写景状物之作,均为二字,具有借物抒怀、标识景点之功能;从书写者来讲,其作者虽不能确指,但都有真实可信的传说,具有佐证书写时代的价值;从艺术水准来讲,八个字均是擘窠大字,或宽博苍浑,或峻拔刚正,或高古神异,或流利婉转。以篆笔作隶,熔朴拙、雄奇于一炉。以崖壁为载体,合刀、笔为一体,尽显山林野逸之气;从落款与题名来讲,无论是伪托书作者的好事者,还是亲手题名的文人墨客,都表达了对这些擘窠隶字的敬畏,以及对石门石刻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从文化性格来讲,石门十三品是当之无愧的古代书法景观,而石门四品隶体擘窠书则是石门书法景观中的书法景观。因为,它们是作者触景生情,为石门景观而作的书法;是就地取材,在石门景观上所作的书法。这些擘窠书,源于石门之景,又归于石门之景,从而再造石门之景,最终开启了后人对石门之景的续造。由此可说,《石门十三品》中隶体擘窠书的价值与意义不仅是书法史上的,还是书法地理学上的,更是书法文化上的。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中国书法》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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