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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褒斜道石门十三品摩崖(上)

汉中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是陕、甘、川三省交界,“褒斜道石门及其石刻”是1962年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穿越秦川的褒斜栈道,把八百里秦川与汉中盆地连接在一起。早在东汉时期,人们就用火焚水激法开凿了世界上最早的穿山交通隧道——石门。历经两千年的古道和石门,留下了数以百计的摩崖石刻。后因修筑水坝,其原址大部分沉没在褒河之中不可复见。1970 年,经文物部门抢救凿出的十数品经典石刻迁至汉中博物馆陈列,这些石刻被称为石门十三品2017年第10褒斜道石门十三品摩崖特辑策划期间,本刊编辑特地赴汉中走访考察,拍摄实景照片,并邀请年逾八旬的汉中博物馆原馆长郭荣章先生、年逾七旬的原副馆长王景元先生撰文,对石门十三品的来历、搬迁、书刻艺术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本特辑用大量版面将高清原石、拓片图版呈现给读者,以期为读者提供更为全面的学习与研究的资料。在此特别感谢汉中博物馆同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石门十三品”底蕴管窥

 郭荣章

 

 

 

 

 

石门水库外景

 

“石门十三品”是从百余品石门石刻中遴选出的精品,分布于陕西省汉中市境内的褒谷之中,以其汉魏石刻居多,故称“石门汉魏十三品”(以下简称“十三品”),又以其多方面的魅力,在我国为数众多的古代石刻群体中享有盛名。先后探索者代不乏人。笔者长期供职于汉中市博物馆,因有地利之便,加之个人喜好,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与之结缘,甚而朝夕与共。经多年之探索,致有些许浅见,今不揣谫陋,欲就其原本质态等基础课题试陈拙见,以尽本土之谊,并祈请方家与同好赐教。

 

 

先由石门说起

 

 

 

石门水库外景

 

说起石门,或以为是相互对峙的两山口之名;或是某一县、乡之地名。殊不知这类石门为数甚多,可谓司空见惯。如将陕西汉中的褒谷石门与此混同,实则误矣。汉《石门颂》有云:“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意即公元61年,汉明帝刘庄下诏,开通褒斜道并凿通此道南端的一段隧道。因当时尚无隧道这一称谓,故称其为石门。现已察知,此隧道高、宽各四米多,长十六米多,岩质为坚硬的石英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云: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即谓此。《石门铭》云:穹隆高阁,有车辚辚。咸夷石道,肆牧其骃。千载绝轨,百辆更新。”如实描绘了石门栈道通车的盛况。汉时一轨之宽1.5米,石门的规模正是通车之佐证。

在我国历史上,隧道应如何定位,似应予以考究。公元前722年,在郑国曾有一桩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趣事,《左传·隐公元年》曾记之。其大意是,郑武公之妻姜氏,有二子。其长子庄公,系睡梦初醒时所生,故名寤生,视之不祥而恶之,偏爱次子共叔段。及二子长大,姜氏欲使次子继承武公之王位,遭武公反对而未遂。长子庄公(寤生)即位后,次子共叔段,在其母庇护与纵容下,于其封地(河南荥阳京县)扩建城郭,聚积士众,图谋不轨。在其形迹毕露之际,庄公率军一举灭之。共叔段逃亡他乡。庄公置其母于城颖(郑地),且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时有颖考叔其人,闻知此情,特携礼谒见庄公,献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之策,使母子重逢于地道之中。这里的地道,系掘土为之,虽有“隧而相见”之功用,但非真正的隧道,显然与石门不同。

此外,《史记·河渠书》记述,西汉武帝时,有人上书称:“临晋(今陕西大荔)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今陕西蒲城县东南)以东万余顷故鹵地。诚得水,可令么十石。”朝廷以为然,遂发卒万余人穿渠。因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这种深居地下的人工井渠,亦称“坎儿井”,在我国西北与华北皆不乏所见,亦堪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又一辉煌见证。但就其功用和质态而言,当与石门隧道迥异。

另有古墓中的墓道,《周礼·春官·冢人》亦称其为“隧”。而郑玄注曰:“隧,羡道也。”贾公彦疏曰:“隧道上有负土……羡道上无负土。”从考古实践中得知,在19571958年发掘的定陵中,自外墙通向墓室的通道确系隧道。而定陵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竣工于万历十八年(1590)。晚于石门一千五百余年。

经上述考订,似可断言,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境内的褒斜道石门是我国最早的穿山隧道。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凿通石门呢?是否为了标榜政绩?这是误会。

《史记·货殖列传》云:“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是说蜀地与关中两个天府之国的丰富物产,通过褒斜道相互交流,彼此互通有无。由于褒斜道南端的七盘山十分险峻,影响了南北经济交流。为解除其交通瓶颈,乃在七盘山下开凿石门隧道。这一盛举,正是褒斜道重要地位之标志。

现时的隧道作为现代交通的重要设施,遍布全球各方,如英、法之间的英吉利海峡隧道,国内贯通长江、黄河的河底隧道等,其巍然巨制,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而古石门隧道距今约两千年,开现代隧道之先河,当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又一光辉力证。可惜世人对此并未尽知,盼能引起社会贤达的广泛关注。

 



石门水库外景

 

 

石门石刻的肇始

 





石门旧照

 

曾有人说,石门开通后,过往的文人、学士,浏览褒谷山水,感发于怀,即兴为文赋诗,就地勒石,遂有石门石刻。这也是误会。公元66年镌刻的《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如实记述开道的起因和过程。而且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随即在原地刻石为念。记事者、书丹者、刻石者都没有留下名字。这是最早的石门石刻,从中很难找出某某文人学士的踪影。公元148年镌刻的《石门颂》,记东汉顺帝时司录校尉杨孟文疏请复通褒斜道事,撰文者汉中太守王升,与杨孟文同是四川武阳人,杨是前辈。建和二年(148),王升至石门,感念往事,乃为文彰显杨孟文之功德。书丹者未直接署名,而由款文中推知,当是书佐王戒其人。王戒职位很低,不会被视为“文人、学士”之流。公元155年的《李君表》,公元173年的《杨淮、杨弼表纪》,也未署书、刻者之名。公元509年的《石门铭》,直署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字,标志了历史的进步。但世称王远并无书名,意即不是书法家。列入十三品中的衮雪二字榜书,传为曹操所写,其余诸品皆非名家手笔。可以说石门石刻的书者,都不是书坛名家。历史上的褒斜道通塞不恒,每有大的修治,皆就地勒石而记之。浩瀚的石门石刻是褒斜道通塞的见证,这才是其肇始与流传之主因。后世,过往石门的文人、学士,为文、赋诗,只能是其副因。

 

 


“十三品”的组合及其形制、部位

 

 

 石门摩崖石刻整体区域分布示意图

 

清代中晚期,随着碑学的崛起,碑刻或摩崖备受社会关注。唯因其数量过多,良莠混杂,不便观赏,遂有遴选精品之举。从百余种石门石刻中遴选的“十三品”,即为其例。众所周知的河南洛阳的“龙门二十品”,亦属此类。由于遴选角度不一,致有不同的组合。清代和民国所称的“十三品”,有十一品属共同认定,兹以时代先后为序,将其名称述后: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汉《杨淮、杨弼表纪》摩崖、汉隶“石门”榜书摩崖、汉隶“玉盆”榜书摩崖、汉隶“石虎”榜书摩崖、汉隶“衮雪”榜书摩崖、北魏《石门铭》摩崖、南宋《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南宋《山河堰落成记》摩崖。

 

另有两品二者指认不一:

清时所指认者: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即《保庆题名》);

民国时所指认者:曹魏《李苞通阁道题名》、南宋《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摩崖。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修建石门水库时,即将民国时所指认的十三品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经修复后已供公众观赏。至于清时指认的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和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今仍湮没于水库之中,令人不胜惋惜。

 

鉴于前后两种“十三品”虽指认不同,但皆属石门石刻之列,笔者乃予以归并,裒为专辑,共十五品。由于“十三品”之称已习以为常,因此仍延用旧习。现将这十五品的名称和排列顺序述后: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汉《杨淮、杨弼表纪》、汉隶“石门”榜书、汉隶“玉盆”榜书、汉隶“石虎”榜书、汉隶“衮雪”榜书、曹魏《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石门铭》、南宋《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南宋《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南宋《山河堰落成记》、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



石门隧道两侧摩崖石刻分布情况手绘图

 

上述十五品,都镌于自然的崖面上,与山石混为一体。它们的大小、形状皆无定例。大者如《山河堰落成记》,通高226厘米,上沿宽510厘米,下沿宽506厘米,略呈长方形,当中鼓出,两边后缩为圆弧状。小者如《李苞通阁道题名》,其残高36厘米,上下宽各24厘米。此虽系残刻,下半段因崖壁崩塌而缺损,但由缺字估计,所缺部分与上半段大小相当,上下合起来,通高约为70厘米。镌于公元66年的《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右面狭窄,左面宽阔,略呈不规则的四边形,上沿平直,长272厘米,下沿倾斜,右高左低,斜长280厘米。其首行仅8字,末尾几行至11字。通高142厘米。镌于公元148年的《石门颂》,呈竖立之长方形,正文22行,行30—31字,排列规整,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上有题额,文210字。镌于公元173年的《杨淮、杨弼表纪》,呈狭窄状的竖立长方形,刻字的排列上疏下密,首、足前倾,腹部后缩如弓形。镌于公元155年的《李苞通阁道题名》,呈四边形,甚小。镌于公元509年的《石门铭》摩崖,亦呈四边形,唯题额石门铭三字在右侧,与《石门颂》的题额在上者有别。石门”“石虎同为竖列的汉隶大字。衮雪系横列的汉隶大字。玉盆有二,横列的为汉人镌刻的汉隶大字,竖列的系宋人所仿刻。南宋晏袤的《鄐君开通褒斜道释文》及《山河堰落成记》两方摩崖,崖面经过琢磨,四周有边饰。在石门内外的其他宋代摩崖甚多,但皆无此装饰。这可能因晏袤是南郑县令之故,不能据此判定凡宋代摩崖都有边饰(前人曾有此说)。晏袤性嗜好古,且工书法,他作为地方官至褒谷山崖间撰文勒石,其精心制作,竟为石门摩崖之冠。这是一般游客的题名、题记所望尘莫及的。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和南宋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皆无边饰,呈竖高形。

 

关于十三品的部位,亦依序述后:

《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在石门南250米处褒河西岸的山崖间,在其下方50厘米处,即为南郑县令晏袤所撰写的释文。

《石门颂》位于石门西壁中部,距石门南口五米多,其南侧半米许为《杨淮、杨弼表纪》摩崖。

《石门铭》在石门东壁中部偏北,约在《石门颂》的斜对面。

“石门”汉隶大字摩崖在石门北口西壁,其南侧紧接汉《李苞通阁道题名》。

北魏《石门铭》在石门东壁,距北口两米许。在《石门铭》下方,有北魏《贾三德题记》,亦称《石门铭小记》。

“玉盆”汉隶大字,镌于石门南侧1500米处的河中巨石上,靠近褒河东岸。衮雪汉隶大字,镌于石门东南河中巨石上。距石门约25米。

《李苞通阁道题名》,位于石门北口上方东侧之山崖间。

《山河堰落成记》镌于石门南的山崖上,其下距谷底3米,上距汉魏古栈道壁孔约二百二十厘米,其东北角上方两米许,即晏袤《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释文》。

“石虎”汉隶大字,镌于石门对面稍南褒河东岸的石虎峰下。

南宋宝庆赵彦呐等《游石门题名》,在石门东壁。

南宋安丙《游石门题诗》,在石门南的崖壁间。

杨淮、杨弼表纪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十三品”拓片拣选尝试

 


汉中博物馆外景

 

任何拓本的选择,旨在求全、求精。全者,指存字比较齐全,前后连贯,以保全其文献价值。精者,指字迹清楚、腴润,以显现其艺术造诣。“十三品”更不例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笔者为选其精拓,辗转耗去数年之岁月,终无一中意者。19793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石门颂》原大影印本,据称是明代拓本,拓工精良,虽略有填墨,无损精神面目。而一经过目,亦不尽然。至后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石门颂》的缩印本,虽字数较全,但笔画纤细,有伤神韵。一九八二年四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又出版了《石门铭》原大影印本,经与原刻校对,竟有多处缺漏。这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我对原刻的注意。原刻作为摩崖石刻,表面凹凸不平,有些字恰在凹下的部位,拓印时不易着墨。又因原刻分布于褒谷中的山野之间,山风呼啸,空气潮湿,这种自然环境对拓印极为不利;加之,多数拓工以拓印为业,但求谋生,而忽视质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过去传世拓本的缺字,就是在这多种原因的影响下造成的。好在“十三品”的原刻,迄今健在,虽经搬迁,而其面目完好。遂请汉中著名拓工张忠发先生亲手拓印,不求速效,但求质量。

 

现将他拓印的《石门颂》《石门铭》拓片,与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石门颂》《石门铭》相互对照,以窥其各自之优劣。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姑称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为旧本,新拓的为新本。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馆提供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先说《石门颂》:

题额“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十字中,“司”字下半段“口”部右侧的竖笔,旧本不可见,新本尚隐存。“校”字的“木”旁,旧本泐甚,新本清晰;“交”旁的右下捺,旧本也没有新本清楚。正文:“惟”字竖心旁的垂笔上部,旧本被填墨掩盖,新本则保持原刻真面。“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八字,旧本“泽”字仅存上半部,“注”字仅存下半部,“川泽”之后“股躬泽有所”五字均缺,而新本不仅不缺字,任何拓本的选择,旨在求全、求精。全者,指存字而且每字都很丰润。“春宣圣恩”,“恩”字旧本泐甚,竟无从得识,新本虽泐而可识。“咸晓地理”,“地”字右下部旧本全泐,新本尚存。“王府君闵谷道危难”,“危”字旧本泐甚,几不成字,新本泐而隐存。“或解高格”,“高”字下部的“口”部,旧本无所见,新本尚健在。“守安阳长”,“长”右下捺,旧本全泐,新本隐存。

上述旧本之瑕疵,只能归结为拓本之拙劣,非原刻毁败之故。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碑额拓片,汉中博物提供

 

在旧本中另有“高祖受命”的“命”字和“世世叹诵”的“诵”字的下垂笔都被截断了。致使有伤笔意。“以汉诋(右旁应为“氏”)焉”和“焉可具言”两个“焉”字,前后写法不同,而旧本将前一“焉”字右下方向右弯转的弧形笔画,人为地肢解了,从而混淆了这两个“焉”字的区别。“垓鬲尤艰”的“尤”字右下笔末尾的挑笔,旧拓本也予截断。“谋合朝情”,“情”字的左偏旁旧本为“米”。凡此,不会是拓工之过,很可能是拓片编制过程中加工者臆断所致。至于何以有此臆断,则是很值得考究的。

 

旧本也有优点,如“履尾心寒”,“心”字下横弯笔末尾的挑笔比新本清楚。“焉可具言”,“具言”二字,新本石花较重,不如旧本干净。“至建和二年”,“至”字下横笔,新旧本皆泐,新本尤甚。“魏整字产伯”,“整”字旧本好于新本。此外,旧本的笔画尚能充分表达原刻的意态,不失为临摹学习之佳品。这些,皆可视为石刻在早前岁月中的真迹,当是十分可贵的。旧本之早,似无可讳言。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早期的拓本,由于人为的失误,致有上述弊病,诚可诫也。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再说《石门铭》:

旧本首行“此门盖永平中所穿”的“此”字犹存,是甚为难得的“此”字本。“此”字毁于清初,至后所拓者,皆无“此”字。然亦有作伪者,以《石门铭》中“导此中国”的另一“此”字补之。今审视旧本中先后二“此”字,前后写法有别,可知皆为真迹无疑。新本无“此”字,这是无可补救的。

正文中“廻车已南”,“南”字新本泐甚,旧本尚存。“以纪鸿尘”,“以纪”二字,旧本也比新本好。

旧本所不足者如后:

“以天险难升”旧本缺一“以”字,新本“以”字泐而尚存。“领徒一万人”,旧本缺“万人”二字,新本泐而可识。落款中“卅日戊申”,“戊申”二字,旧本没有新本清楚。《贾三德题记》:“本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这一段文字,新本非常清晰,旧本十分模糊,且缺少“文后汉”三字,须知这三字原刻迄今健在。旧本又多出宋人题名一段:“曹彰、李禀绍定己丑熟食日识。”绍定者,南宋理宗赵昀之年号,己丑系绍定二年(1229),此段题名,本与《石门铭》无干,不知何以被收入《石门铭》拓本之内?

还有一个问题,即旧本后面的释文,出现了几个错字:如“戎夷递作”,“戎”释作“屯”,令人费解。此字本系“戎”字。《说文》:“戎,从戈甲。”属会意字,写法比较怪异,但无论如何不会是“屯”字。“磵阁堙褫”,“堙”字很清楚,取其堙没之意,而被误释为“烟”字。“自廻车至谷口”,“谷”字被误释为“洛”字。“汉德是强”,“汉”字被误释为“凭”字。“水眺悠皛”,“皛”字被误释为“晶”字。另有“领徒一万”的“万”字,“填磎栈壑”的“壑”字,“永怀古烈”的“古”字,旧本中皆隐隐可见,释文中却以□示缺。凡此,皆有损拓本的文献价值,也给临摹带来了困难,因此有必要予以厘正。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新旧拓本各有所长,旧本因拓制较早,石刻面貌自应比后来的好;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及操作的粗糙,接连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以致使拓本遭到不应有的损害。新本拓制较晚,若因石刻原貌受损,则是无可挽救的缺陷;若因人为的失误,则可在精细的操作中予以弥补。事实说明,后者的潜力是很大的。新本《石门颂》和《石门铭》能够优于旧本,当为明证。

 


 

石门铭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提供

 

 

石门铭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石门铭摩崖手绘图

 



石门铭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十三品”字形、字意考辨举要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馆提供

十三品中,为时最早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是在许慎《说文解字》以前镌刻的。次如《石门颂》《李君表》《杨淮、杨弼表纪》等摩崖,虽镌于许慎《说文解字》之后,但因地域的限制,其中的一些冷僻字亦为《说文解字》所未载。因此说,十三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刻字,并非约定俗成而又规范化的文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域的特色,也反映了书者个人的习惯。对这部分刻字,历代识者颇多,注家蜂拥。其中确有见地者,如宋代欧、赵、洪诸家,清代的王昶和冯氏二兄弟等,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是石门石刻研究中所不能忽视的。

十三品中,最为诸家赏识的莫过于《石门颂》,现以此为例,简要介绍一下前贤的著录:

欧阳修《集古录》云:

古汉司隶校尉杨厥碑,用字简省,复多舛谬,惟以巛为坤,以余为斜,汉人皆尔。独诋(右旁为“氏”)字未详。

按:“”见于《石门颂》正文首行“灵定位”之句,原字是“”而非“巛”。“余”亦见于《石门颂》首行“余谷之川”之句。余即褒斜之斜。欧阳修说“汉人皆尔”,说明这两字在汉时已通用。《郙阁颂》摩崖有“兑之间”即可为例。赵明诚《金石录》云:

余尝读《后汉书·邓骘传》有云,“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章怀太子注以谓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下为小二字,后人不晓,则读为元二……又曰‘中遭元二,西戎虐残,桥梁断绝’,若读为‘元元’则不成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书注未必然也。”

按:“元二”见于《石门颂》正文五行“中遭元二”之句,紧接此句者为“西夷虐残”,赵氏录文中将“夷”误作“戎”。洪适《隶释》云:

碑云司隶校尉杨君厥字孟文,《水经》、欧、赵皆谓之杨厥碑。蜀中晚出杨淮碑云,司隶校尉杨君厥讳淮字伯邳,大司隶孟文之元孙也。始知两碑皆以厥为语助……赵氏云,此碑有曰,“中遭元二”若读为“元元”则不成文理。予按:汉刻如《北海相景君碑》及《李翊夫人碑》之类,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赘其下。此碑有“蒸蒸”“明明”“荡荡”“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书为大二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则下文不应又言人民。汉注之非,明矣。王充《论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大小凡八”。《章帝记》所书,建初三年以后,灵芝,甘露之瑞皆同。则《论衡》所云“元二”者,盖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邓君传云,永初元年,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诏骘将羽林军五校士击之,冬,征骘班师,迎拜大将军时遭元二之灾,人士饥荒,盗贼群起,四夷侵畔。骘崇节俭,罢力役,进贤士,故天下复安。四年,以母病求还侍养。则此传所云“元二”者,亦为元年、二年也。《安帝纪》书两年之间,万民饥荒,羌貊叛戾。又与传同。此碑所云“西夷虐残,桥梁断绝”正是邓骘出师时,则史传碑碣与《论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平者,安帝之始年。乃知东汉之文,所谓“元二”者如此。

按:洪氏对《水经》、欧、赵关于“厥”字之误和章怀太子李贤关于“元二”即“元元”之误,辩之甚明。唯洪氏引王充《论衡》所云:“四年(章帝初建),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大小凡八。”而《后汉书·章帝记》谓“是岁(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又谓五年,“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于泉陵。”其间略有小异。但《论衡》所称“元二之间”在章帝建初元年二年,仍应肯定。至于《后汉书·邓骘传》所云:“元二之灾”正是《石门颂》中的“中遭元二”。洪氏备述《石门颂》中由两字重叠而成的词,如正文十行“蒸蒸艾宁”,十二行“君德明明”,十三行“无偏荡荡”,十七行“世世叹诵”,十八行“勤勤竭诚”,这五处重字,原刻均以小二代之,此小二书作“”,均书于上一字的右下侧,而“元二”之“二”为大二字,与此迥然不同。洪氏对此的辨别,确有其独到的眼力。

由于《石门颂》摩崖日渐残损,传世拓本又常因拓工低劣而失真,历代识者仅以拓本为据,难免会有失误,因而在诸家著录中常有歧见,甚至有舛误和疏漏。

如《石门颂》正文二行“益域为充”的“充”字,洪适释为“冲”字。后世附和者甚多,笔者亦曾持此论。久经思虑,冲字于文意有悖。原文是“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意即褒斜道向南发展,使各方商旅由此道通往益州,从而使益州为之充牣殷富。这个“充”字,即充牣之充,而非要冲之冲。《石门铭》中有“充牣川内,四民富实”之句,可为佐证。充与冲,形、意各别,从无通假之处,二者无由混淆,乃重予正之。

再如正文一行“川泽股躬”,“股躬”二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释作“股肱”;《褒谷古籍辑略》释作“服躬”,皆非。原文是“坤灵定位,川泽股躬。”股者,肢也;躬者,体也。意即主管大地的神灵,安排山河的位置,使山川如同人的躯体和四肢。此系股躬之妙用,似不宜作他解。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局部,汉中博物馆藏

 

 

“十三品”书法小议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局部,汉中博物馆提供

 

平心而论,“十三品”作为摩崖,其主要功能在于记事述史,其文献价值是第一位的。然而,从书法角度看,今人给以很高的评价。称其为“书法宝库”;日本著名书家种谷善舟先生题刻称“石门石刻,日本之师”。“十三品”中的《石门颂》和《石门铭》,有幸被列入学界公认的书法经典。这一切,自非偶然。盖其书者,虽不是名声显赫的书法家,而他们的字,本来有深厚的功力,却长时默默无闻,这叫实至名不归;近现代以来,他们的的字被书坛推崇备至,才得以实至名归。他们在普通劳动中,创造了并不普通的业绩。这是最令人称道的。

 

近世,对“十三品”书法品评多不胜举,其中引起共鸣者,莫过于隶草之论。而愚以为,此论或有可商榷之余地,特就此奉恳,以侍明教。

考“隶草”之称,肇自东汉赵壹《非草书》一文,该文云:

 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

这里的隶草,系指章草而言。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亦有“隶草”之语,其文曰:

《杨孟文碑》(指《石门颂》)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实为命,康氏误)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与《李孟初碑》年字同法……隶中之草也。

其后,附和者甚多,或被视为圭臬。其实,未必然也。

试想《石门颂》全文六百余字,何以只将“命”“升”“诵”三字的垂笔拉得很长?可能是因此三字在书者心目中有一种极为神圣的特定含义。“高祖受命”,象征着天意。《尚书·诏告》:“惟王受命”,孔氏传曰:“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向惟王受之”。所谓“高祖受命”,即指汉高祖刘邦受命于天,或者秉承天意,与下句“兴于汉中”相衔接,言发迹于汉中而定天下。这个“命”字自然关系重大。书者预先将命字安排到石理剥裂处,书写时将其垂笔拉长至二格许,恰填其空。这一垂笔不仅破格的长,而且笔力十分厚重,意味着强大的汉王朝久远不息也。以此理推之,“世世叹诵”的“诵”,其垂笔之长,预示后辈对前辈杨孟文其人(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的功德长诵不已也。而“王升”的“升”字,其垂笔之长,既表露书者对顶头上司汉中太守王升的崇敬,又隐寓太守官位的升迁。值得注意的是,在《石门颂》后文中,另有“赵诵字公梁”之“诵”,这一“诵”字的垂笔却未见拉长,可证前一“诵”字的垂笔之长,并非随意而为。总之,“命”“升”“诵”三字垂笔之长,原系书者以形寓义、随事喻旨之情在笔下的流露,当属书外之因。正如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所云“命字垂笔有长过一二寸者,盖指此《颂》也。然此处特因石理剥裂不可接书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隶法也。”翁氏之言,甚为中肯。其“非可以律隶法”之说,尤有深意。

仅举此例,意在说明书写中的书外之因,对此不能不察。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原石,汉中博物馆藏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手绘图

 

就《石门颂》的整体而言,其隶草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石门颂》镌于石门隧道西壁,其表面并不像一般石碑那样光平,好在书者很善于因地制宜地施展技法,使其通篇疏密相间,且字形大小参差不齐,有别开生面的野逸之趣,比之流行汉碑,未免有某种草意。所以,在科举制度盛行之时,士人并不钟情于《石门颂》。近世,它备受书坛青睐,以其固有魅力使然。

其二,《石门颂》本属摩崖,而又与常见的摩崖不同。一般常见的摩崖,分布于崖壁之间,书丹者上下左右尚无限制。而《石门颂》位于隧道之内,由于隧道内壁呈拱形,使其表面有弧状,特别是“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十字之题额,恰在上方的部位,弧状尤甚,其字径虽比正文大了许多。而笔画反比正文纤细。可以想见,书者在书丹时,因受隧道顶部的限制,必然身体后仰,尽力扬臂向上,毫端所及,自然非同寻常。此题额十字之纤细,虽无伤大雅,但这一反常之势态,岂非又呈现出某种草意?

其三,《石门颂》中,有些字的运笔就有行书意味,如“途路涩难”之“路”字,“故司隶校尉”之“故”字,“魏整字伯玉”之“整”字,此三字右偏旁的“攵”,皆系今之行书;又如“绥亿衙疆”之“衙”字中间上部的“五”,“政与乾通”之“乾”,皆有行书意态。可以说以行书的部分笔画入隶,《石门颂》堪为嚆矢。

平心而论,《石门颂》的魅力,并不限于其隶草特色。在此不妨举例如后:

例一,《石门颂》中同一字时常两次或多次出现,而书者以其娴熟之技法使其容貌各别。如9字、6字、8字、5字、4字等等相同之字,在用笔和结体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差别。尽管相同之字达5字、6字、7字、8字、9字之多,也绝无例外。而且,同一部首的多字,写法和意趣各别;8字和两个字的10部,其两侧的下垂笔长短各异,且各具篆意,上面的点,或正、欹、直、弯、断、连,其间总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没有绝对相同的点。此乃功力使然,毫无半点虚假。大凡著名的汉碑,皆不乏重字异写之先例,但比之《石门颂》却有逊色。

例二,《石门颂》中的主横笔最具风采,如“章”“卓”“安”“上”“其”“有”“者”“毒”“晏”“而”“平”“升”十二字(实际还很多)。不难看出其横笔的奥妙。同是落笔的上挑,而相互有别,同为横笔的波势,而各呈其姿。善隶者,常称这一横笔为主笔,多刻意着力于此,致使其模式化,难免入俗。似《石门颂》这般意态相宜又脱尘出俗,却实属难得。

例三,《石门颂》中的多数字,结体宽博,点画匀称、丰润,笔力遒劲,意到笔到,显得黑白分明,天清气朗。另有少数字,字形较小,而字势毫不逊色。如“五官掾南郑赵邵字季南,属褒中……”等字,此属《石门颂》正文之后叙说承办者职衔、姓名的一段文字,因承办者系太守下属人员,故比正文低二格,且字形亦略小。汉《西狭颂》摩崖正文后的《题名》,也作如上之处理,此乃时俗使然。

例四,《石门颂》中虽不乏笔画稠密的繁体字,但就多数字而言,似有力求简约之趋势,如“荫”“德”“宁”“继”“毒”等12字。从中不难窥见汉人去繁就简的风尚。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汉刻中,亦有类似情况出现。如《西狭颂》摩崖,也有许多简笔字。这些简笔字,肯定是时之流行字,书者基于达意之宗旨,不假思索,信手而书。笔画虽简省,但无空疏之感,仍不失中和之美。

上述诸例归结起来,似可说明,《石门颂》这方摩崖,无论在用笔、结体、章法乃至用字等等方面,都是富于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全凭书者才情技艺的瞬间表露,就像艺术家、文学家、诗人的灵感那样,是难能可贵的。无怪乎清人王昶《金石萃编》称:“是刻(指《石门颂》)书体劲挺有姿……推为汉人杰作。”杨守敬《评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张祖翼跋曰:“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类似评说甚多,或有过誉之辞,而《石门颂》的魅力,却是诸家认同的。

 

“十三品”的书法包罗甚宽,在有限的短文中,似难一一备述。以上所论及者,只不过是其冰山一角。仅此也有待书坛贤达审示。(作者郭荣章系汉中博物馆原馆长)

 

 

汉中博物馆外景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中国书法》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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